【导读】“如果一段感情熬不过生活的贫穷、误解与漫长的距离，
那它是不是注定不配叫爱情？”我用十年写下一个否定的答案，却也在第十年亲手撕掉它。
这十年，我们不是在守护爱情，而是爱情在无数的缝隙里，
艰难地守护着我们这两个笨拙的、不完美的人。第一章红玫瑰，
二十五元一支二零一四年的北京，冬天像一块浸透了冰水的厚重绒布，
沉沉地压在每一个外来者的肩头。那时的我，二十二岁，
身份是望京一家地下排练厅的灯光助理。工作听起来与艺术相关，
实质却是体力活——搬运、调试、爬高、维护，日薪一百二十元，若遇通宵演出，薪酬翻倍。
那点微薄的薪水，需要支撑起一个关于“留在北京”的模糊梦想。二月十四日，情人节，
《夜莺与玫瑰》首演之夜。这不是王尔德那个唯美而悲伤的童话，而是一部原创音乐剧，
讲述一群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，在北京漂泊、挣扎与相爱的故事。剧场里座无虚席，
空气因呼吸和期待而变得温热。我藏身于舞台侧上方狭窄的灯控台，操纵着巨大的追光灯柱，
看着光晕如何在主角周迟的身上流转，如何将他白衬衫下的肩胛骨勾勒出倔强的线条。
散场后，热烈的喧嚣迅速退潮，留下满地狼藉和冷却的空气。
我蹲在巨大的灯架投下的阴影里，啃着早已冷透、油脂凝集的汉堡，胃里像揣着一块铁。
就在这时，一片阴影挡住了头顶昏黄的光线。我抬头，看见周迟站在面前，演出服还没换下，
被汗水浸透的衬衫贴在他年轻的身体上，几乎呈半透明。他手里捏着一支红玫瑰，
花瓣边缘有些许蜷缩，递到我面前：“观众落下的，没人要了，别浪费。
”我迟疑地伸手去接，指尖猝不及防地被花茎上的硬刺扎了一下，
一颗殷红的血珠瞬间渗了出来，在昏暗光线下像一粒小小的宝石。他“啧”了一声，
几乎没有任何停顿，就从他那件有些发旧的牛仔裤口袋里摸出一个创可贴，
印着幼稚的卡通青蛙图案。他自然地蹲下身，握住我的手指，低头仔细地将创可贴缠绕上去。
距离太近，我能清晰地看见他睫毛上尚未卸干净的亮片，随着他眼睛的眨动，像碎钻，
又像凝结的泪滴。就在那个瞬间，某种滚烫的、近乎疼痛的情感，
毫无预兆地击中了我的心脏。不是因为他被汗水与灯光雕琢得格外动人的皮囊，而是因为，
在这个情侣们互赠昂贵礼物的夜晚，这个站在舞台中央接受过掌声的人，
会注意到角落里啃冷汉堡的我，会将一支被遗弃的玫瑰递给我，并且，
会为我指尖这微不足道的伤口，如此郑重地贴上一个小小的盾牌。
回市区的大巴在深夜的道路上摇晃，像一个疲惫的金属盒子，载着一车沉入梦乡或心事的人。
我缩在最后一排的角落，看着车窗上因内外温差而凝结的厚重雾气，
在上面无意识地划着无意义的线条。忽然，旁边伸过一只手指，骨节分明，
在那片白蒙蒙的雾气上写下：“灯光老师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心跳漏了一拍。
我在旁边写下：“宋知鸢。”——知是知道的知，鸢是风筝的那个鸢。他看见了，
唇角弯起一个浅浅的弧度，露出一点点虎牙的尖。他伸手抹掉那片水雾，重新写道：“知鸢，
你的耳朵红了。”大巴一个颠簸，我顺势假装睡着，头一歪，轻轻靠在了他的肩膀上。
他身上有浓重的汗味，混合着廉价的发胶和淡淡的薄荷漱口水气息，这味道并不好闻，
却奇异地让我感到安心。我闭着眼，听见他喉间溢出极轻极轻的哼唱，
是剧中那一句：“若我两手空空，如何捧给你玫瑰……”那声音太低太沉，
仿佛不是通过空气传播，而是直接震响在我的骨骼里。下车时，
地面已覆盖了一层不算薄的积雪。寒气扑面而来，我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。
他解下自己那条灰黑色的羊毛围巾，不容分说地一圈圈围在我的脖子上，
动作间带着点不容拒绝的笨拙。围巾上还残留着他的体温，以及更浓郁的汗水与薄荷的味道。
“明晚最后一场，你还来吗？”他问，呵出的白气在路灯下瞬间消散。我用力地点头，
生怕一点迟疑就会让这个机会溜走。他转身，踩着新雪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远处的黑暗。
他的背影在路灯下拉得很长，瘦，却挺得笔直，像北方寒冬里那些不肯弯腰的杨树。
第二日傍晚，我提前两个小时到了剧场。空无一人的排练厅有种奇异的静谧，
夕阳的余晖从高窗斜***来，在布满划痕的地板上投下长长的光斑。
那架老旧的立式钢琴敞着盖，黑白琴键沉默着，像两排紧咬的、饱经风霜的牙齿。
鬼使神差地，我走过去坐下，用一根食指，
生疏地、一个音一个音地按出了《小星星》的旋律。“原来灯光老师还会弹钢琴。
”周迟带笑的声音突然从厚重的幕布后传来。我吓得几乎从琴凳上跳起来，琴凳被我带倒，
发出“哐当”一声巨响在空荡的厅里回荡。他从幕布后走出来，脸上是毫不掩饰的大笑，
那颗虎牙完全露了出来，在渐暗的光线里闪着少年气的光芒。那晚的演出，
我在操作台的角落里，偷偷数着观众鼓掌的次数。一次，两次，三次……整整十二次。十二，
这个数字让我想起童话里十二点的钟声，总是在最美好的时刻敲响，催促着灰姑娘仓皇逃离。
散场后，他在后台那条堆满杂物的狭窄过道里等我，手里拎着一个透明的塑料袋，
里面是几包速冻水饺。“再过三天就除夕了，”他说，“一起过个年？”我愣住了。是的，
除夕，这个被我刻意忽略的节日。那张回老家的机票，早在半个月前就被我退掉，
换成了接下来半个月的房租。他眼底有清晰的期待，
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、或许与我同病相怜的落寞。我的心跳声在耳膜里咚咚作响，
甚至盖过了耳边追光灯散热风机的余音。我再次用力地点头。我们所谓的“家”，
在通州北关一栋老旧的六层居民楼顶楼。没有电梯，没有暖气。北方的寒冬毫不留情，
连厨房的水龙头都被冻住了。我们烧开一壶又一壶水，小心地浇在扭曲的金属管上，
看着冰层在热气中发出细微的碎裂声。终于，在水柱喷涌而出的那一刻，他躲闪不及，
羽绒服的前襟被浇湿了一***，深色的水渍迅速蔓延。我看着他狼狈的样子，
忍不住大笑起来。他却一把将我拽过去，紧紧抱在怀里，用他冻得冰凉的鼻尖蹭着我的脸颊，
声音闷在我的围巾里：“宋知鸢，你真暖和。”除夕夜，我们用那个小小的电磁炉煮水饺。
狭小的厨房里，窗户上结着厚厚的冰花。我们撒了一把葱花，滴了两滴香油，
这就是我们年夜饭的全部调味。窗外，不知哪家提前燃放的烟花突然炸响，
绚烂的光透过冰花，在他专注看着锅里的侧脸上投下变幻的光影。他说：“知鸢，
以后我写歌，你写词。咱们把它们卖出去，换钱。买好多好多玫瑰，
买一个永远有暖气的房子，再买一张……永远不会被雨淋湿的床。”我咬开一个饺子，
滚烫的汤汁瞬间烫到了舌尖，疼痛感真实而尖锐。我却像立下某种誓言般，
认真地回答：“好。”零点的钟声透过单薄的墙壁，从邻居家的电视里隐约传来。
他忽然转过头，凑过来，吻住了我。我们嘴里都是韭菜猪肉馅的味道，并不浪漫，
甚至有些粗俗。我们就像两株在严寒里紧紧挨在一起的韭菜，
在这个零下十度的、没有暖气的厨房里，
完成了我们对青春、对爱情、对成人世界最初也是最笨拙的探索。
第二章地下铁与高架桥三月，剧组如期解散，如同预料中的潮水退去，
露出我们赤贫的沙滩。投资商撤资的消息简单得像一张通知单，我们的《夜莺与玫瑰》，
这株还没来得及在舞台上真正绽放的花，迅速凋零。周迟背起他的木吉他，
开始在地铁站的通道里卖唱。我则打印了一叠家教广告，穿梭于北京各个城区，
从小学数学教到初中作文。我们依然住在通州那个月租一千二的房子里，
押一付三的付款方式像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每个夜晚，
当我拖着灌铅般的双腿从最近的地铁站走出来，常常能听见通道里传来他熟悉的歌声，
唱的依然是那首《夜莺与玫瑰》。我站在匆匆而过的人流边缘，看着他，
看着他脚边打开的琴盒里，那些散乱的、闪着冷光的硬币和零星纸币。我走过去，蹲下身，
将当天做家教赚来的两张百元***，仔细地换成一把硬币，然后，一颗一颗，
叮当作响地投进那个琴盒里。他低头拨弦的目光抬起，看到是我，
脸上的疲惫瞬间被笑容驱散，那口白牙在昏暗的灯光下，像雪夜里唯一亮着的一盏灯，温暖，
却照不远前方的路。四月，我拿到了那纸迟来的***，同时也正式宣告失业。
我们搬到了同一栋楼的四层，理由是他认真计算过，
这里每天能比六楼多享受十五分钟的日照。为此，月租涨了二百元。夜里，
我们挤在那张一米二宽的单人床上，他抱着笔记本写曲，我就在他身边，借着屏幕的光填词。
写好的小样，我们用一副九块九包邮的耳机一起听，一人一只。耳机线太短，
我们不得不头靠着头，呼吸交织，心跳声仿佛都在同一个频率。他说：“知鸢，
你写的词太苦了，像黄连。”我盯着屏幕上跳跃的音符，回答：“生活本来就是苦的，
词要是写得甜了，那不就是骗人了吗？”五月仿佛带来了一丝转机。
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型音乐厂牌看中了他，签下了一纸合约，预付了五千块钱。那天，
我们像庆祝盛大节日一样，第一次走进了街边一家像样的烤鱼店，点了一条九十八元的烤鱼，
配着无限续杯的饮料，吃到几乎直不起腰。回到出租屋，
他兴奋地抱着我在堆满杂物的房间里转圈，直到我们双双失去平衡，
摔进墙角那堆装满他旧乐谱和杂物的纸箱里。纸张坚硬的棱角硌得我后背生疼，
可我却趴在他身上，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。六月，他跟着厂牌安排的巡演队伍，
开始了为期二十天、跨越十个城市的演出。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与他分离。我留在北京，
找到了一份给留学机构写文案的**，按字数计费，千字六十元。
我们靠着时断时续的网络联系。他在上海站的现场，信号卡顿得像一帧一帧的PPT，
我固执地截了一百二十七张图，最后在电脑上拼接出一张他站在舞台上，
面容模糊却姿态完整的照片。这张拼接的照片，成了我手机屏保上长达半年的慰藉。
七月他回来时，行李箱里带着南方的潮气，和一身明显消瘦了八斤的骨架。他送我的礼物，
是一支扬州带来的漆器玫瑰，通体黑色，光泽沉静，据说永不褪色。
我把它插在一个喝光的矿泉水瓶里，放在我们床头那个唯一的、摇摇晃晃的床头柜上。夜里，
我们并排躺在黑暗中，他的手无声地探过来，摸索到我的锁骨，
那凸起的骨头让他叹了口气：“知鸢，你怎么把自己累瘦了。”我没有回答，只是翻过身，
轻轻压在他身上，在黑暗中看着他的眼睛：“你也一样。
”我们像两株在暗夜里疯狂生长的藤蔓，彼此缠绕，汲取着微不足道的温暖，越缠越紧，
紧到几乎窒息，紧到能感受到对方骨骼的疼痛。八月的电话**在一个闷热的夜晚尖锐响起。
母亲在电话那头，声音是崩溃的泣不成声。父亲突发脑梗，倒在单位，急需五万元手术费。
挂掉电话，我僵立在那个只有几平米的阳台上，夏夜的风像一块湿透的厚重棉被，
严丝合缝地裹住我，闷得我几乎要窒息。周迟从背后抱住我，什么也没有问，
只是沉默地、迅速地用手机将他银行卡里全部的五千元存款转给了我。我回过头，
在城市不灭的霓虹光映照下，看清了他眼里的血丝，像一张骤然裂开的蛛网。我说：“周迟，
我可能……得回老家了。”他点了点头，声音很轻，却异常坚定：“我陪你回去。
”我们坐了十二个小时的绿皮火车，摇晃着回到了我的家乡，山西长治。
医院走廊里那股浓烈的消毒水气味，像一根坚硬的针，直直刺入鼻腔。
父亲躺在ICU冰冷的病床上，浑身插满管子。母亲坐在走廊的塑料排椅上，一夜之间，
头发白了***，像是被霜骤然打过的秋草。我把东拼西凑，
加上周迟那五千块才勉强凑齐的五万块钱交到收费处，母亲没有问这笔钱的来历，
只是用力抓住我的手，那力道大得几乎要掐进我的肉里，哭声压抑而绝望。术后第三天，
父亲终于苏醒过来，但他失去了语言能力。我走进病房，他虚弱地抬起那只没有打点滴的手，
抓住我的手腕，用尽全身力气，在我皮肤上颤抖地写下两个字：回吧。我懂他的意思。
他是让我回北京去，别留在这个小城，别重复他这一眼就能望到尽头的人生轨迹。
我蹲在病床边，眼泪大颗大颗地砸下来，落在他手背那枚深埋进血管的滞留针旁边，
溅开小小的水花。在那一刻，我对着病床上虚弱的父亲，
也在心里对自己立下誓言：就算前面是刀山火海，我也要在北京，走出一条路来给他看。
回北京的夜车上，窗外是连绵不绝的黑暗，偶尔有零星灯火像流星般划过。
周迟就在这晃动的车厢里，趴在狭窄的小桌板上，写下了那首《父亲的手》。他写一段词，
我改一段曲，我们头碰着头，轮流使用着一支快要没水的中性笔，在皱巴巴的纸上写写画画。
写到动情处，那支笔终于彻底耗尽了他最后一点墨水。
我们对着窗外那片吞噬一切的、漆黑的隧道，几乎同时开口，
低低地唱出了那句：“若我两手空空，
如何握住你颤抖的掌纹……”歌声瞬间被车轮碾压铁轨的巨大轰鸣声吞没，破碎成齑粉，
飘散在华北平原广阔而沉默的夜色里。第三章裂缝与暴雨二零一五年，
北京的房价如同脱缰的野马，一路狂奔。我们的房东顺势将房租上涨了百分之三十。
无力承担，我们只好再次迁徙，目的地是更远的燕郊，与陌生人合租一套三居室中的一间。
厨房需要共用，早晨的卫生间需要排队。我跳槽去了一家广告公司，职位是文案，
底薪四千五，加班到深夜十一点是常态。周迟投入无数心血的首张个人专辑终于艰难面世，
首月销量统计出来，是惨淡的三百八十七张。其中，有两百张是我发动全公司同事，
几乎是半强迫式“友情支持”的结果。所谓的庆功宴，
就在我们合租屋那个小小的、堆满杂物的天台上。他喝了很多廉价的啤酒，
最后扶着墙壁吐得撕心裂肺。我站在他身后，一下下拍着他的背，
能清晰地感受到他脊椎骨节的凸起。他回过头，眼圈是红的，
不知是呕吐的生理反应还是别的什么：“知鸢，我是不是……特别失败？”我没有说话，
只是摇了摇头，伸手把通往天台的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关上，锁死。夜风很大，
呼啸着从我们身边刮过，吹得我们的衣服猎猎作响，身体单薄得像两片随时都会被撕裂的纸。
二零一六年，我二十四岁，他二十五岁。我们之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吵，
爆发得毫无征兆，导火索仅仅是一支牙膏。我加班到凌晨一点回家，身心俱疲，
走进逼仄的洗手间，看见那支牙膏又被从中间挤得凹凸不平，像一节扭曲的肠子。
积累了几个月的疲惫、压力、对未来的焦虑，在那个瞬间找到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出口，
轰然爆发。我朝着他吼：“周迟！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！挤牙膏从底部开始！从底部！
你怎么就记不住？！”他当时正坐在电脑前修改编曲，被我这突如其来的怒火弄得一愣，
随即语气也冲了起来：“宋知鸢！就为了一支牙膏，你至于吗？！”“至于！”我尖声反驳，
积压的情绪如同决堤的洪水，“这不止是牙膏！这代表着一种态度！一种秩序！你懂吗？！
”“我不懂！”他也站了起来，“我就懂你现在像个疯子！”我猛地摔上门，冲下了楼。
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大雨，我没有带伞，手机也因为没电而自动关机。我无处可去，
只能蹲在小区门口那家二十四小时便利店窄小的屋檐下，看着眼前的雨幕像瀑布一样倾泻。
寒冷和委屈让我浑身发抖。大约过了四十分钟，雨幕中冲出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周迟。
他也没打伞，全身湿透，头发紧贴在额头上，雨水顺着脸颊往下淌。
他手里居然还攥着一把新买的、标签都没撕的透明塑料雨伞，看价格标签，是七块钱。
他蹲下来，视线与我平行，雨水从他的睫毛上滴落，像眼泪。他说：“知鸢，我们回家。